中国土地财政的危害

中国土地财政的危害

 

（1）恶化国民收入分配，扩大城乡差距

 

在中国，经济不发达的城市和地区严重依赖土地财政。由于缺乏先进产业的支持，这些城市和地区的人民收入水平不高，只能依靠土地出让来增加收入。为了改善和改善地方经济，政府低价征收人民土地，但土地出让带来的增值收入首先转移给自己，只剩下的少数返还给被征用的人民。这样，人们通过出让土地来增加经济收入的愿望就失败了，穷人也越来越穷。毫无疑问，这扩大了社会内部贫富差距。同样，城乡用地征地价格也存在差异。大部分土地收入集中在城市，农村地区依靠土地出让金支持的地方财政支出较少。根据昆明市人民政府征地补偿标准，城市中心黄金地段征地补偿价与偏远农村征地补偿价之间的每亩差价可高达12万元。比如市中心护国、大观、龙翔等地区每亩征地补偿价为251196元，官渡区六山地区每亩征地补偿价为21612元，黑林铺山地区每亩征地补偿价仅为122364元。贫困落后地区得到的补偿越少。征地补偿越高，区域经济越发达，市中心征地是规划城市建设的需要。征地可以更好地直接转化为经济发展引擎，解决城市人口就业问题。但大部分农村土地出让金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甚至被地方官员转化为自己的“灰色”收入，不利于解决农村“三农”问题。

 

（2）影响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

 

中国的土地出让金掌握在政府手中，因此地方政府决定了资金的投资方向，然后引导了工业结构的变化。多年来，地方土地金融主要用于城市建设，导致建筑业的巨大发展，以及钢筋水泥、机电五金、化工等污染大、科技含量低、资源浪费大的低端产业。这些基础制造业的过度发展占用了大量的社会资源，造成了严重的产能过剩，没有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没有以最小的投入产出最大的效益，不符合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与中央政府加快发展模式转变的政策背道而驰。

 

（三）破坏耕地，侵犯农民的合法权益

 

土地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特别是农业用地对国家民生计划具有重要意义，不容忽视。昆明呈贡新城的农民将461平方公里的土地转让给政府，建造大学城和政府大楼。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占地22.97平方公里，也是农民的耕地。虽然根据政府的安置和补偿工作，这些失地农民的安置工作已经基本实施，但农民的征地补偿与政府征地带来的收入远不能成正比。昆明的土地交易价格是征地价格的70倍，而政府则收集了由征地形成的巨大“剪刀差”收入。另一方面，一次性全额补偿不利于农民的长期财务规划。一些农民在获得政府的大量补偿后，不考虑长期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可能会在短期内耗尽。此时，这些没有土地和工作的农民将与政府发生冲突，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出现形成了社会不稳定因素。

 

（4）房地产价格上涨

 

中国的高房价与政府对土地的垄断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是因果关系。地方政府利用自身权利，以低价强制收购土地，然后通过土地招标、拍卖、挂牌政策，以高价将土地转让给开发商。为了弥补不断上涨的地价与房价暴利之间的差距，房地产开发商最终将开发地块的房地产税转化为商品房成本，最终将相关成本和税收转移给消费者，消费者为开发商的支出买单，最终形成了高房价。

 

据房价走势频道统计，2013年4月21日至2014年4月13日，昆明二手房最近一年价格波动在1000元以内，最高价为2014年2月2日9554元，最低价为2013年10月20日8594元。搜房网统计显示，2013年6月以后昆明住宅价格趋于供给平衡，但供给仍略大于需求。根据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当供给大于需求时，应降低价格，减少生产，平衡供求关系。然而，昆明房地产市场价格乃至中国大部分城市的房地产市场价格与供求关系对价格的影响背道而驰。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大多数城市对房地产的过度炒作，以及在限购令的压力下，大多数人回到二三线城市买房，这无疑提高了二三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价格。

 

(五)异化城市化过程

 

中国的土地金融已经从政府低买高卖的原始简单方式转变为投资公司融资的先进方式。这种先进的土地金融模式刺激了政府疯狂的“圈地运动”。然而，城市化的主要标志是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的上升。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政府依靠扩大城市空间规模加快城市化进程存在问题，特别是在中型城市，昆明呈贡新城的建立就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例子。呈贡新城自2007年建成以来，出现了高楼林立却人迹稀少的荒凉景象。自2007年建成以来，13座市政大楼已空置3年，搬迁工作才开始进行；虽然9所大学有8.5万名师生，但入住率仍然很低；除了大学城附近，看到一辆出租车比登天还难。因此，呈贡新城被外媒戏称为“鬼城”，也被舆论视为中国城市建设失败的集中体现和房地产泡沫的缩影。在加速城市化的背景下，许多城市成为政治实验的“老鼠”，城市异化的现象并不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