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效应的财政政策

最近，中国财政政策的运作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但也面临着更大的争议。方红生和张军（2010）认为，由于财政政策或积极或消极方向的选择，需要采用非线性研究方法来分析财政政策效果，以识别财政政策效果中其他因素的影响，特别是经济周期运行阶段。郭庆旺和贾俊雪（2006）利用中国1998年～2004年各省财政政策和产出数据研究结论认为，2003年中国积极财政政策退出中存在非凯恩斯效应，即财政收入变量、基本建设支出变量、文化教育科学卫生支出具有非凯恩斯效应，而行政支出变量不具有非凯恩斯效应。1992年，郭庆旺、贾俊雪、刘晓路（2007）～2005年的数据得出了几乎相反的结论，即税收变量和财政支出变量具有显著的凯恩斯效应。

 

凯恩斯效应的财政政策

 

在凯恩斯理论中，也有可能产生非凯恩斯效应，产生非凯恩斯效应的方式非常多样化。最常见的情况是“挤出效应”，即政府在经济衰退时期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财政支出，增加资本需求，挤出私营部门的投资和消费，然后减少社会总需求，积极的财政政策可能抑制经济复苏的步伐；此外，政府在经济膨胀时期减少财政支出，减少财政支出可能会增加财政盈余，通过降低违约概率抑制利率水平，因此这种消极的财政政策可能会促进经济增长。一般来说，许多因素会导致财政政策监管的不稳定。

 

Perotti（1997）、Giavazzi和Pagano（1996）从财政政策环境背景、财政政策规模和组成的角度解释了非凯恩斯效应的原因。首先，在跨期最佳模式中，决策期、税收扭曲和未来财政政策都会对凯恩斯效应产生影响。考虑典型情况：政府通过总税收筹集资金，偿还政府债务或降低未来一代的税收水平。在有限的时间内，私营部门的消费和投资水平将受到长期影响，但暂时的税收增长大于每期消费的减少，因此税收增长与储蓄增长保持积极关系。根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它也与经济增长保持积极关系。但是，如果决策期限为无限期，那么政策效果可能具有中性特征。如果私营部门的预期是完全理性的，那么税收的增加与可支配收入完全匹配，不受私营部门边际消费倾向的影响，而是政府与私营部门之间资源的转移。其次，决策的时间范围也很重要。Blanchard(1990)认为税收净福利损失不是税率的线性函数。如果这个函数是税率的递增函数，那么可能的情况是，随着税率的增加，净福利损失的增长速度逐渐加快，从而使税收对产出的负面影响大于税收增加和财政支出增加所能带来的产出增加。最后，公众对财政政策和财政本身的信心也可能产生非凯恩斯效应。在这种情况下，税收水平的提高会降低政府部门违约负债的概率，从而降低必要的报酬率，提高经济增长率。随着时间的推移，财政运作和公众对财政的信任水平也发生了变化。当财政运行良好或公众信任水平发生变化时，财政政策的调控结果可能会发生方向性变化。

 

此外，预期的作用和劳动力市场因素也是非凯恩斯效应的主要原因。预计大规模、持续时间长的财政政策将被视为影响经济人持久收入的重要原因，从而影响消费水平和投资水平的结构化，可能导致非凯恩斯效应的可能性。Bertola和Drazen(1993)指出，财政政策的初始条件对财政政策的效果有很大的影响。当财政支出水平处于较高水平时，出于可持续性的考虑，必须调整财政支出变量。基于私营部门的预期作用，私营部门的持久收入水平有所上升，使财政支出增加带来的边际总需求为正；当财政支出水平较低时，私营部门预计财政支出水平将长期保持上升趋势，从而降低其持久收入水平，使边际财政政策的总需求效应为负。也就是说，财政政策的凯恩斯效应和非凯恩斯效应取决于初始条件，即财政支出水平。由于财政政策从高支出水平向低支出水平和低支出水平向高支出水平的循环变化，凯恩斯效应与非凯恩斯效应之间也存在循环运动规律。劳动力市场方面，Ardagna(2004)提供了非凯恩斯效应的影响机制。当政府实施积极或消极的财政政策时，可能会对家庭部门的劳动力就业成本产生潜在的影响，包括增加或减少失业救济、政府部门劳动力支出等，从而增加或降低私营部门劳动力供应的相对成本，从而降低或增加产出水平，从而反映财政政策的非凯恩斯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