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前清政府的财务状况

1842年，清军最终输给了英军。中英政府在南京下关河上的英国旗舰康华丽签署了《南京条约》。此后，中国经济发展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市场和中国经济开始与国际市场和全球经济更加密切相关。与此同时，为了配合经济的发展，清政府的财政开始了改革之路。

 

1.鸦片战争前清政府的财务状况

 

“清朝的财政制度是由皇家财务和国家财务管理的。”[1]内务府负责皇家财务，家庭部门负责中国的财务。两者“独立但相互注意”、每个系统都有自己的固定收支项目。

 

(一)内务府

 

内务府负责皇室财政，这是清朝独有的机构。日常饮食、服装、仓储、礼仪、工程、农场、畜牧业、警卫、山泽逮捕等皇家事务均由其管理。除了这些事务外，它还控制着盐政府、收入怀疑和私人收集供应。内务府的主要财富来自皇庄的土地租金、家庭拨款、工业部支付的实物、盐政府、纺织部、省部长提供的财产等，皇家有专门的内务府仓库。与国家财政相比，收支项目稳定，受社会经济影响不大，对国民经济影响不大。

 

(二)户部主管的国家财政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的财政高度集中在中央政府。地方财政的收支项目和金额必须按照户部的规定或者经户部的批准。在此期间，清政府的财政坚持“量入为出”的原则，即“在年收入范围内管理和使用年收入的原则”[2]是一项稳定保守的财政。实行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的根本原因是，鸦片战争前，清政府的年度支出项目是固定的，每个项目基本上都有自己的定额，各种收入也有自己的定额，每年变化不大。在承平时代，收支相抵，略有余额。盈余存入户部银库。如遇战争或灾难等特殊情况，导致入不敷出，使用银行。如果银行不足或中央政府不愿使用，应采取增税、捐赠、增派商人报效、盐斤涨价等临时措施，增加财政收入。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福利来自田赋、草粮、专卖收入(盐、茶专卖)、关税和杂税。18世纪上半叶清政府开始实行摊丁入地（摊丁入亩）制度，以田赋的形式征收丁银和地税。田赋每年春秋两季由当地政府征收，采用货币和实物两种形式，因此又称“钱粮”。草粮是以实物为征收目标，用于北京皇家、贵族、官兵的日常开放。征收范围仅包括山东、河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此外，盐垄断和关税也是两大收入项目。其中，关税分为户部征收的关税和工部征收的关税。鸦片战争前，盐专卖和关税收入达到1116万两，占总收入的26.62%。[3]此外，所有收入项目都有杂税，但其金额并不多。除上述正额收入外，还有消费羡慕，即附加税。部分消费羡慕属于地方，称为“养廉”，其他解缴布政使司，称为“羡余”。田赋消耗羡慕和草粮消耗羡慕占很大比例。

 

虽然自1795年以来，花费约2.67亿元（约1.95亿两银）镇压四川、陕西、湖北等地的白莲教起义，使财政状况一度陷入困境，但起义平定后逐渐好转。鸦片战争爆发前的1839年，户部库银盈余725万余元（约529万两白金）[1]因此，总的来说，战前清政府的财政状况还是比较好的。其特点可以概括为：规模小、自主性明确、量入为出的财政、收支项目稳定，为统治阶级服务五点。

 

二、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财政状况

 

(1)内战时期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财政正在衰落。不平等条约的签署和农民战争的爆发加深了清政府的财政危机。特别是，从1850年底到1851年初爆发的太平天堂运动进一步恶化了清政府的财政。

 

内战的爆发产生了巨大的军费支出，大大增加了清政府的财政支出。据统计，从内战到1853年，仅三年就产生了2963万两白银的军费开支(《清文宗实录》卷97，第32页)。随着内战影响面的不断扩大，清政府的控制范围缩小，导致征收范围内财政收入缩小。1853年以后，户部原有财政收入不到旧金额的十分之四、五（清代钞票：《同治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852～1863年，户部平均收入仅为道光阶段常年收入的70.4%，尤其是1853年，仅为长期收入的41.5%（清代钞票：《户部大进、大出黄、四柱》）。多年的入不敷出不断消耗着户部的积余。内战期间，户部不仅很少有积余，甚至在某些年份也出现了亏损。比如1852年亏损190多万两，1853年亏损400多万两(清代钞票:《同治四年3月13日左侍郎皂保奏章清单》)。清政府的财政几乎濒临崩溃。

 

家庭部作为中央财政的管理机构，在内战时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地方财政也未能幸免。其中，地方财政危机的主要原因是筹集工资。特别是在战区内的省份，不仅省内部队的战斗设防需要粮食和工资的供应，而且外国援助部队的聚集也需要当地供应。内战结束时，各省长期缺乏仓储，地方财政面临分裂。”[4]

 

(2)内战后

 

内战的结束，使百业待兴、外患不断的清朝获得了宝贵的喘气机会。因此，清政府的财政也开始稳步增长。与道光阶段的财政相比，同治、光绪两朝的收支规模有了很大的扩大。道光年间，户部收入常年保持在4200万左右，而在光绪年间，几乎翻了一番。如1885～1894年，年收入7708万～8103万两之间。在支出方面，也逐渐趋于平衡。光绪十年来，户部根据新科目对光绪七年财政支出进行了重新核定。数据显示，当年户部收入823491792白银，支出781714502白银。[5] 据统计，1885～1894年10年间，清政府财政累计结余5988万白金。当然，具体情况并不那么乐观。根据美国驻上海领事哲美森当时的研究，清政府在甲午战争前实际上没有财政准备金，因为刘岳云的统计数据不包括意外费用。因此，现阶段的财政盈余仍然非常有限。